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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營造”之“現代性”——— 中國建筑的百年認知辛路

    中國建筑就是土木之功。

    寶華寺。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映秋院。
    ◎趙辰,

    南京大學建筑學院副院長、教授、知名建筑師、中國建筑傳媒獎提名委員會主任。主要從事當代國際建筑理論背景下的中國建筑研究,如中國的建構文化、居住文化和城市文化,著有《適應性住宅》、《立面的誤會》等,2005年因“浙江慶元縣后坑木拱廊修復工程”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卓越獎。

    語錄

    ● 中國文化里談到建筑最本質的詞語就是“土木”或“營造”,尤其“土木”是標準的、原始的中國詞匯,而“建筑”一詞其實是翻譯過來的,而且是通過日本過來的,這之前有一個復雜的過程。

    ● 中國建筑最本質的這種“土木/營造”,就是“民居”中反映最明顯的東西。

    ● 陳志華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學術研究上有了突變,我將此形容成一個華麗的轉身,從西方古典建筑研究的專家轉身到中國民居的捍衛者與研究者。可問題是,他這樣的有影響的大學者并未向我們說明他的思想突變。我們的理論界對此問題的認知至今還是不夠,所以我認為中國建筑的認知辛路還沒結束。

    ● 大部分歷史文化城市,給我最大的體會就是,大家都知道要保護,但其實光保護是不夠的,還要想辦法讓它們復新、運轉,讓它們活著。

    演講精華

    中國建筑最本質的詞是“土木”或“營造”

    我先作一個前言的鋪墊。中國的建筑發展到今天算百年還是幾十年?其實怎么算都行,總之是具有非常劇烈的變化,其間我們打造出來的建筑已經可以說是舉世矚目。從中就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的文化并不拒絕具有科學意義的現代性,甚至于說是非常樂于擁抱這種現代性。這讓我想到當年大哲學家羅素說的“中國問題”,他說中國的文化和西方相比什么都不缺,就缺科學,但同時中國的文化里并不敵視科學,反而西方文化中其實是具有敵視科學的因素。因此,他對中國的文化發展非常樂觀。

    我長久以來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的文化當中到底有什么東西跟這種現代性是有關聯的?我相信這是很多中國建筑師都在苦苦索求的。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另一個有意思的人———辜鴻銘,他說“真正的中國人是具有成人的頭腦和孩子的心靈”,后來梁漱溟把它解釋成中國的文化就是具有孩子的天真純樸和成年人的成熟老練,比如我們用筷子、我們的單音節語言、我們的象形文字,都代表了文化的初始階段,但高度成熟并延續至今。這點我深有同感。

    再解釋一下我題目的另一個關鍵詞:“土木/營造”。中國文化里談到建筑最本質的詞語就是“土木”或“營造”,尤其“土木”是標準的、原始的中國詞匯,而“建筑”一詞其實是翻譯過來的,而且是通過日本過來的,這之前有一個復雜的過程。所謂“土木”,本質上講的是建造所用的最基本的兩種材料,并且是自然的材料。當年在德國的青年建筑展覽上,張永和老師用了“土木”一詞,我認為很好,重新讓世界了解中國的建筑。梁思成先生曾說:“中國建筑就是土木之功。”另一位建筑歷史學家,雖然我經常批判他,費萊切爾在他早期的研究當中也說:“發現所有的建筑造型的最根本的材料,其實都和土、木這兩個東西有關。”

    我要用“土木/營造”替代大家所熟知的“民居”一詞。我不太愿意太多地用“民居”一詞,即便它在西方的現代主義中也多次被提到。有一個重要人物叫賽維,他是著名的建筑理論家,他給大英百科全書寫現代主義條目時開宗明義,說:“現代歷史是以無名氏建筑為中心的。”這個無名氏就是我們大家,無名氏建筑就是“民居”意之所在。其實在西方的建筑學一直有這樣的問題,建筑(A rchitecture)總體來說是“有名的設計”,所以,“沒有建筑師的建筑(A rchitectureW ithout A rchitects)”是很玩味的命題。我們的傳統之中原本是沒有這種“有名的建筑師之設計”,就是民間的建造傳統。但是,我們接受的“建筑”,作為一個學術體系,它是西方的。關于這點我談過很多次了,但很遺憾,從很多反映上來看大家并沒有很好地理解。

    中國民居反映出建筑的最本質

    我認為中國建筑最本質的這種“土木/營造”,就是“民居”中反映最明顯的東西。以梁思成為代表的“營造學社”有一個比較民族主義的建筑思想,建筑學術的目的很明確,即必須建立與西方的建筑歷史能抗衡的中國建筑史。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里面的兩個雕像在我看來是一個非常形象的象征,就是要抗衡。問題是,我們早期的這些學者用的方法卻是不折不扣的西方古典主義的建筑學理論,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對于中國建筑的認知,就是需要去找符合西方古典主義美學標準的中國古代建筑。很明顯,建筑的類型方面首選宮殿、寺廟,因為它必須壯觀。按照西方古典主義的標準大概有三大要義,即永久性、紀念性、壯觀藝術。以此來看,最好還是唐代的宮殿、寺廟,它在這三點上更加符合。我認為梁思成先生很幸運,因為他找到了佛光寺大殿這個房子。我當年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在殿里下跪了。我不是一個佛教徒,這輩子還只有那么一次在廟宇里下跪,我后來回想我是在為梁先生他們下跪。

    這種東西成了我們的偶像。我們中國建筑的傳統必須是這樣才能鎮服或者是讓其他文化認可,這一點我體會很深。早在研究生時期,我就發現我們的前輩們一旦對外宣傳就會用這個。

    但是我后來的思想改變了,認為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所謂“民居”為代表的“土木/營造”必然被輕視。梁思成先生其實對此已深有體會,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國的建筑到底是什么方式,跟西方古典建筑的傳統并不是一致的,但是他的美學標準已經是西方理念了,所以他為此有一種很強烈的自責心態。

    中國建筑的認知經歷了很長的曲折過程

    對這一意識的認知,經歷了很長一段曲折的過程,首先是關于早期這些學者們如何開始對此有研究興趣的,是抗戰時期。費慰梅曾在她的書里說,他們開始逃難,從北京一直逃難到昆明,這個過程里看到大量的民間建筑,并且忽然發現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看到這里的時候覺得非常悲涼,我們的建筑文化真諦是在逃難當中才體會到的。劉敦楨先生,后來成了中國民居研究的一個重要成就者,在他的《中國住宅概論》就有這個民居的案例,他調研的第一個民居其實就是他的家,當時他逃難先回到自己的老家。另一個民居研究的重要人物,劉致平先生,是在四川的時候開始做了大量的民居研究,他還做了整個縣的民居研究,幾乎是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其實,林徽因對此很早就有見解,我在寫林徽因的文章里面專門有一個章節談到,在今天就不展開了。

    另外一種是創作實踐中對此發生興趣并研究的。建筑學永遠有個問題是,你的創作怎么辦?其實在對于民居問題的認識上,創作上的認識比純粹的學術研究要超前。比較明顯的還是林徽因在1938年到昆明之后,當時她應邀做了云南大學的映秋院。我費了很多周折拿到當時的老照片,由照片可見,林徽因很明顯地用了一些民間的建筑手段,說明當時她對此已經有很明顯的興趣和思想。

    上世紀50年代后期陳植先生在上海做的魯迅紀念館,用了純粹的紹興民居形態。這個作品影響很大,在當時的中國建筑界引發了很多討論。其實,當時大陸的建筑界已經有很多這樣的探索,比如馮紀忠先生較年輕的時候,在杭州做的一個花港觀魚的茶室就用了很多民居的手段,其中的一些做法在當時以同濟大學為中心的上海建筑界非常盛行。一直到“文革”后期逐漸被提出來,將民居作為建筑創作的源泉,這里面有很復雜的一些歷史事件與過程。如當時對于梁思成的批判,將以他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建筑形式是鋪張浪費,并且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要結合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勞動人民的建筑,等等,關系比較復雜。不管怎么說我們看到里面有一種積極的因素,確實把建筑師和理論工作者導向對民間建筑的關注。這在建筑設計界是有相當大影響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都是盛行的。

    臺灣和境外建筑也有很積極意義的貢獻

    我們不能只看大陸,臺灣也有非常積極意義的貢獻。比如漢寶德先生從美國回來之后,他做的一些工作,如“明清建筑二論”,就很明確地質疑梁思成先生等將唐代作為中國建筑最輝煌的東西,以至于把后來的年代作為衰敗的過程。他提出中國的建筑不應該按西方的標準,以單棟建筑的輝煌程度去討論;他提出民居跟園林其實應該是中國建筑更重要的成就,因此明清并不是衰敗的時期。他的這些理念在實踐中都有體現,在臺灣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同時期像臺灣的東海大學,比如貝聿銘、陳其寬、張肇康已經充分運用民居空間的現代化,當時非常先進的中國建筑師接受了中國最先進的國際建筑思想,直接接受的就是格魯皮烏斯、密斯凡德羅這些人的思想,這個東海大學的校園建筑,在臺灣建筑界影響是很大的。

    還有一個領域我本人是非常感興趣的,但是還沒有很多的研究,最近有些進展:就是有一些境外的建筑師當初在中國,他們所產生的影響。并不是都像墨菲那樣做中國皇家的東西,因為那些東西得到了梁思成還有一些官方人士的認可,所以很多人以為當時境外建筑師做的都是這些。其實不然。就如同境外的傳教士到中國來,他開始學不到中國的官話,他們學到的首先是廣東話、福建話,所以在建筑上,他們首先接觸的也是民間建造。有一個人我特別感興趣,他叫艾術華,是位并不出名的境外建筑師,但他做了一個很深入的“中原佛寺考”。有意思的是,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南京郊區的寶華寺,這完全是民間的建造。而后據此做了一個特殊的實踐,在香港沙田的道風山上,基督教的傳教地,做了一個跟中國民居形態非常類似的山體建筑。外籍建筑師艾術華將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設計成樸實真誠的中國風格,可見在他心目當中的“樸實真誠”到底是指什么。

    對西方古典主義的突破是我們建筑學的現代性

    將“土木/營造”放到國際背景里去看其實會非常有意思。西方的現代主義,是對古典主義經過長時期重大突破逐漸得以實現的,其中以民居為代表的這種非經典藝術怎么被認可,是非常重要的。建筑大師柯布西埃,很多人都知道,但同時很多人并不知道,這位仁兄對民居有多熱愛。他做的作品給大家的感覺是非常經典,在他早年的東方之旅中,他的速寫本上畫了很多土耳其民居,注明是“真正的建筑(a piece of architecture)”。有人說過林肯紀念堂才是古典主義美學標準的“真正的建筑(a piece of architecture)”,在他這兒則是可以被放棄的,他還將西班牙的加特羅尼亞民居中的傳統,演變成他做的現代建筑。他自己非常主動做這些的意識,放到今天我們叫做宏大的文化觀。

    歐洲中心論怎么突破?人們公認的是,李約瑟對中國科學技術歷史的研究是最有效的,這在文化論和比較學等都有提到。我的體會是,這種突破跟我們建筑學之現代主義對古典主義的突破其實是殊途同歸的,都走向了對人類本質、文化本質的關注,這恰恰是中國傳統最優秀的東西,就是我所說的“土木/營造”的現代性。

    最后,我想做一個比較,跟日本的比較。日本也有一個過程,比如早期的伊東忠太到后來的丹下健三。曾有一個法國學者提出這個問題,桂離宮這么個建筑,為什么當年的伊東忠太在他上下兩卷的書中只寫了兩行字,而丹下健三寫了一本書。這其實是很有意思的問題,早期日本學者也不重視桂離宮。但后來包豪斯背景的現代建筑師陶特,避難至日本并寫了關于日本的建筑,陶特的書我當年看的時候覺得非常有意思,他對日本的建筑理論和文化有非常細致的描述,以至于他對桂離宮有很好的認識。還有另外一個人是吉田鐵郎,他跟國際交流很多,后來跟歐洲很多的著名建筑師都有交往,在他們的鼓勵之下他寫了一本德文版的關于居住建筑的書,這些東西里面都對桂離宮有所介紹。在此之后出現了一些大的建筑師如格魯皮烏斯等,紛紛參觀桂離宮并論述,尤其是格魯皮烏斯,他在1958、1959年看了桂離宮之后,認為可以說明他所有的理論,正是在他的鼓勵之下,當時也在美國的丹下健三一起做了很著名的書,請了著名的攝影師,將桂離宮變成了一個現代建筑的宣言。

    那么再看看伊東忠太,為此,我專門去查了當年伊東忠太對這個桂離宮的描述,確實只有兩行。伊東忠太的任務其實跟當年梁思成先生的任務差不多,就是要建立日本的自信,要先建立能與西方建筑學抗衡的日本建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當時回答那位法國學者,我說對于他來說兩行夠了,可能還嫌多,因為在他心目當中這個東西不重要。于是,從日本來看,從伊東忠太到丹下建三,這個問題基本通過與國際先進理論體系的接軌而得到解決。

    但是,中國的情況就不太一樣。關于梁思成先生就不用再說了,他們那時對“土木/營造”不重視。而今天,還有一位先生是我們都很尊重的,就是陳志華。他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學術研究上有了突變,我將此形容成一個華麗的轉身,從西方古典建筑研究的專家轉身到中國民居的捍衛者與研究者。可問題是,他這樣的有影響的大學者并未向我們說明他的思想突變。我們的理論界對此問題的認知至今還是不夠,所以我認為中國建筑的認知辛路還沒結束。

    思想對話

    需正視建筑學術理論落后的現狀

    南都:你在回顧了中國建筑的百年認知辛路之后,看看現在,就“傳統與我們”這個主題,建筑界是否還存在某些誤區?

    趙辰:比如梁文道先生今天做主持時開場講到的就是很好的例子。南洋吉隆坡華人思念家鄉,想弄點具有中國傳統的建筑,但北京來的專家就把民居改成了像北京故宮那樣皇家風貌的。這個說明認知上不清楚,好像一說傳統就必須是某樣東西、某個樣子。我的觀點與他一致,其實應該是在什么地方保留下來的什么樣子就是什么樣子,而不是一定要經典皇家的才是中國傳統。這是當年梁思成他們為了與西方文化抗爭,必須要把這個東西做成傳統,變成唯一化、單一化,就像我們說普通話一樣。其實中國的文化是很豐富多彩的,你們在廣東應該很清楚。

    南都:這點現在建筑學術界是否達成共識?

    趙辰:還是很混淆。一講中國傳統就是這個東西,所以學生們學會的也都是這個東西,一做點號稱體現中國傳統特色的建筑就是皇家風情的。這個現象還很普遍。

    南都:我們還留意到你提到一個觀點“以民居為代表的土木營造被輕視”?

    趙辰:雖然我們現在做很多民居的研究,但并沒有從理論上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比如我論壇發言結尾處提到的最典型的像陳志華先生。一邊是在做這個事情,但一邊沒有把為什么要做、怎么做講清楚。所以我認為我們認知的辛路還沒有結束,這是我們學術理論上的欠缺。

    南都:在你廣受推崇的學術論文合集《立面的誤會》里,也曾提到學術理論落后的問題。

    趙辰:我是在2000年左右認識到這一點的,體會很深。發達國家一些項目雖然值得羨慕,但有些是不能去學的。像國家大劇院這樣的項目,在歐洲是要預先研究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最后可能還是沒建。他們在研究、設計、規劃等方面的工作做得很扎實,在社會需求之前,學術研究已先行。

    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社會面臨的大部分問題都是大學沒研究過的,目前大學建筑系教學用的基本上是西方理論,而我們面臨的很多問題是西方國家從未遇到過的,比如高速城市化進程。二戰以后,西方國家城市人口就保持在一個相對恒定的狀態,且沒有出現千萬級人口城市,更沒有像京津唐、上海及長三角、廣州及珠三角等這樣規模巨大的城市群。而我們是一邊高速的城市化,一邊有大量的農村閑置人口要進城;一邊大片地開發和新建,一邊又啟動舊城改造。這種情勢下,建筑領域的發展前所未有,但缺乏研究和理論。

    南都:這個問題有沒有解決方法?

    趙辰:我覺得認識到這種狀況后,重要的針對性方法是所有的學者必須放下架子,投入到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要結合我們自身發展進程中的現實問題來做學術研究,這反而有可能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我雖然是大學教授,但更關注社會個案,我認為這是正確的方向。目前,我們的一些領軍企業為開發實踐所做的研究甚至比大學做的更領先和有用,比如萬科設有研究部,做了大量先行性的住宅研究,大學的建筑系也做了住宅研究,但用的卻是與中國實際問題脫節的“國際先進理論”。

    對傳統的保護關鍵是要讓它還活著

    南都:我們留意到,2006-2009年,你頻繁成為知名古建項目的調查負責人或項目設計師,這些應該是最能體現各方對待傳統的態度的,說說你的親身感受?

    趙辰:大部分都是歷史文化城市,給我最大的體會就是,大家都知道要保護,但其實光保護是不夠的,還要想辦法復新、運轉,讓它們繼續活著。這其中,就涉及到有些功能不一定現在還能運用,有些形式可能要隨著周邊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有些內容可能要隨著現代生活的需要而增加……其中會有各種不同的利益主體,包括政府、開發商、規劃者、建筑師、原住民乃至社會輿論等,而建筑規劃者要做的很重要的就是協調工作,最優化地兼顧各方需求,而不是簡單地堅持某一種理念,比如一味地保護傳統。

    南都:比如這次論壇中,龍應臺就用她時任臺北市文化局局長經歷的臺北寶藏巖案例,尤其說明了政府意識的重要性。

    趙辰:決策者的觀念確實很重要,但要是拿這個例子來看的話,還有個問題是,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這就是對的、就是范本,不同的社會現狀有不同的訴求,當然我們很清楚目前所處的社會發展水平,有些做法就不能太超前。臺灣的例子,搬到大陸,不一定適用;或者說深圳的做法,放到中西部一些城市,也未必能實現。

    南都:那么,以你主持設計過諸多的重建工程為例,在這過程中各方意識如何?是如何平衡的?

    趙辰:感受最深的一點,面對重建工程,提高公民性尤為重要。每個重建項目都有很多業主,他們是個體的房產擁有者,有自己的物權;但建筑作為城市的一部分,站在“公民建筑”的立場上來看,建筑的歷史文化價值并不是完全由業主擁有的,這就涉及到公民意識———作為一個公民,應該對城市發展負有一定的責任,而不能只考慮個體物權。舉個例子,受過一定教養的公民都會注意講究服裝禮儀,其實穿什么衣服、怎么穿對于個人來說實用性并不大,但這已成為社會禮儀的一種規范。房子也一樣,只看單個的建筑,個體怎么建都沒關系,但它涉及整個城市的面貌。

    南都:公民的觀點和意識各有不同,以怎樣的方式參與?

    趙辰:比如要做一個重要建筑,從立項到決策、規劃、設計等,國外很多發達城市都有一個較長的搜集民意和公開展示的過程。我們現在也在改進,也有公示,但問題是,咱們的老百姓真正關心了嗎?比如涉及到舊城改造和新建建筑的項目,我看很多相關的業主平時只顧打麻將,只有到房子即將被拆遷了才說這里不好那里不對,跳出來跟政府鬧。這說明我們的大眾還很缺乏參與建筑的公共意識。

    事實上,內地有些發達城市已具備自下而上推進公民建筑的土壤了———這些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積早已超過10平方米,居住水平已從滿足到了改善的階段,老百姓應該自然地開始關注建筑、公共空間等,所以說,很需要媒體的力量來喚醒和倡導。

來源: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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